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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分析(20141222)
发布于:2014/12/22 16:12:16   点击数:4526

珠江三角洲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分析

珠三角地区建设用地空间的演变,是多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尽可能理解珠三角当前各类空间生长的逻辑,重点对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等要素产生的作用进行梳理。

一、交通基础设施支撑的空间演变

11970s前,河网时期

珠江三角洲拥有丰富的水网体系,西江、北江、东江、西枝江、增江、胥江等多条河流汇聚于此,塑造了珠三角的地貌景观,也影响了最初的聚落形态和文化基底。河流是珠三角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廊道和文化廊道,城市、墟镇大多选址于河流的交汇处,这里的人们自古信奉水神,拜祭龙母、北帝、水官等,同时,传统的农业生产也与水网息息相关,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桑基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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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珠三角水系与城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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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田与桑基鱼塘

21980s-1990s中期,公路(国道)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公路建设深深地影响了新的城镇发展,公路取代河网,成为最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要致富,先修路”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口号。尤其是随着香港产业向内地转移,大量“三来一补”加工业及其他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涌入深莞地区,对公路运输产生了巨大需求,主要的工业用地和城镇均沿着公路蔓延,这种“马路经济”形成了大量沿国省道的“一层皮”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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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珠三角国道与城镇分布

31990s中期-2000s中期,高速公路+海港时期

19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和私人小汽车的爆发性增长,人们出行的机动化水平大幅提高。同时,随着港口的发展,拥有更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运输也越来越依赖连接港口的高速公路,实现快速通达。从历年高速公路网建设情况看,珠三角的高速公路具有明显的港口指向性。相比这种工业用地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功能开始扩散,尤其是居住功能得以向更远的郊区延伸,大城市的居住郊区化趋势开始显现。

因此,这一时期的新增用地更加倾向于围绕高速公路出入口分布,既有集中布局的工业园区,也有城市内部功能外溢产生出的商务园区、大型居住楼盘等,总体上“沿路一层皮”的现象开始减少,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园区化特征的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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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年以来珠三角高速公路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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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同时期建设用地扩展与高速公路建设

42000s后期至今,轨道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轨道交通建设蓬勃兴起,高铁、城际轨道极大地缩短了区域的时空距离,城市轨道交通也成为传统公交的重要辅助力量。轨道交通正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出行模式,也重塑着城市与区域空间。

由于居民出行的便捷程度大大提高,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用地的开发渐成热点,TOD概念也在21世纪初被国内热炒,而对此概念模糊不清的理解,也导致各种形式的开发项目不断涌现,如站点上盖城市综合体、城市外围新市镇等。与高速公路时期不同的是,轨道交通时代的用地开发更多强调土地混合利用和功能的复合性。此外,还有大量轨道交通站点被引向偏远的郊区地带,周边土地被储备,旨在为未来的新区开发预留可能。近年来,各地政府推动的战略性重点平台建设,均高度重视轨道交通的作用,一般均围绕轨道站点规划用地,部分城市还为重点平台专门配置多条轨道线路汇集的枢纽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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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珠三角城际轨道网与重点平台关系

二、产业经济驱动下的空间演变

11980-1995年,工业化驱动的粗放扩张

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承政策之利,在短时间内就释放了大量的市场活力,通过“外引内联”,大量中小型香港制造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生产大规模迁入珠三角,玩具、制鞋等传统“三来一补”加工业遍地开花,对外贸易等外向型经济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工业化快速推进,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至1992年年均增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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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78-1998年广东省乡镇企业个数变化

1993年,广州、深圳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进入全国16强,珠海、佛山、深圳、惠州、江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万元。整个珠三角财政收入超千万元的镇有136个,其中25个超过5000万元。并出现了具有专门化职能的新兴工业化城镇——如“服装城”(虎门)、“冰箱城”(容奇)、“家具城”(乐从)、“陶瓷城”(石湾)等。

工业经济的突飞猛进极大地刺激了城镇化进程,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珠三角地区,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结构和布局发生了根本变化。1993年珠三角城镇化水平为38.3%,比全省及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7个百分点,仅次于辽中南、京津唐城市群,排在第三位,高于长江三角洲。1984-199410年间,珠三角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从540平方公里增加到1211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约8.3%

1:珠三角城镇人口与广东省、全国比较表(1993年)

区域

城镇化水平(%)

珠三角

38.3

广东省

27.5

全国

27.6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3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2:珠三角城市规模结构表(1993年)

城市规模(万人)

个数

人口数(万人)

个数(%)

人口数(%)

>100

1

303.7

3.8

40.75

50--100

1

64.1

3.8

8.6

20--50

5

133.6

19.2

17.93

<20

19

243.9

73.1

32.73

合计

25

745.3

100

100

资料来源:《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协调与持续发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

工业化初期带来的城镇发展,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极其粗放的用地扩张。土地开发追求速度与低成本,从而导致沿公路的用地蔓延,公路所及的区域,地租差值被抹平,由此带来的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景象,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村镇工业发展几乎没有受到很大的政策约束,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则几乎被完全忽略,由此,工业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公共空间建设以及环境治理均非常滞后,直到今天,这种公共治理严重滞后的城镇依然广泛存在于珠三角地区。

21995-2010年,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的转型调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产业经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涵结构上都在发生着变化。

9596年国家宏观调控,97年亚洲金融危机,9799年港澳回归,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受阻等影响,结构调整成为珠江三角洲9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的主题,产业逐步高级化、国际化。大批香港、台湾及欧美企业以OEM方式将电子信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到了珠江三角洲。东岸地区已形成1000多亿元规模的连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基地,西岸地区也形成了全国最大规模的电路板生产基地,加上原有传统加工业优势,珠江三角洲规模宏大、配套齐全的生产制造业已成为在全球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环节,“世界工场”地位日益巩固。玩具、制鞋等传统“三来一补”产业的主导地位已被电子、电气等取代;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新亮点”;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进程已从以劳动密集型轻纺加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初期阶段,逐步进入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更大比重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城市第三产业开始迅速发展,并在2001年在GDP中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随后的时间里,二三产业一直保持齐头并进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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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三次产业变化

产业结构的转型对空间的塑造方面表现出集聚与分散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迅速抬升了城市中心地区的土地价值,使城市中心区的吸引力和集聚能力大幅上升,建成密度不断提高,中心地区原有的大量工业企业受土地成本的影响,开始大规模外迁,原有厂房用地被商业、商务、房地产等城市功能取代,城市各功能的分布越来越遵循级差地租规律;另一方面,城市外围地区的蔓延也在加剧,工业外迁创造了更多土地需求,同时,郊区房地产也加入到“圈地”的阵营中。

转型时期的空间生长,更加呈现出破碎化和拼贴化的特征。城市中心地区用地空间的迅速变迁,形成多种形态空间的混杂,“城中村”现象开始引发人们高度关注;城市外围地区聚焦于项目的用地开发缺乏对周边地区的整体性考虑,往往形成一个个异质性的空间孤岛。在这种新空间快速产生、旧空间不断更迭的时期,空间的割裂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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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转型时期空间生长的破碎化和拼贴化特征明显

32008至今,创新驱动下的集约开发

近年来,随着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过去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成本工业化模式已不再适应新的发展需求,简单的模仿、复制的代工模式逐步转变为创新驱动和品牌塑造为主导的现代企业模式。因此,企业对土地的要求已不再停留在土地成本是否低廉,而是更为看重土地所承载的价值,如设施配套水平、环境品质、地区人力资源水平等,对空间的利用也更加呈现出精细化、集约化特征。从土地利用效率来看,珠三角城市的土地综合效益显著提高,地均GDP2002年的1.36亿元/平方公里攀升至2012年的5.26亿元/平方公里,10年间提升了近3倍,表现出珠三角以土地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正逐步改变,以科技、人才、资金等要素投入为主的内涵式发展模式成为趋势。

3:珠三角主要年份土地利用效率比较

 

1996

2002

2013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km2

5973

7012

8902.12

GDP(亿元)

4667

9536

53060.5

地均GDP(亿元/km2

0.78

1.36

5.96

GDP增长亿元消耗城镇建设用地(km2

0.213

0.043

三、制度环境影响下的空间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对城乡空间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改革开放背景下,最初影响珠三角空间发展的政策激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国家对经济特区的存在持肯定态度,极大鼓励了珠三角地区的工业企业,并触发了第一波土地开发热潮。但这个时期的土地开发所涉及的范围并不广,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和经济特区范围内,土地空间的聚合性较高。

随后的一个时期内,地方政府在“包税制”体制下的土地开发积极性并不高,这也就导致在改革开放初期最主要的用地增长发生在中小城镇和乡镇一级地域,是典型的“自下而上”城镇化。由于这一时期用地增长多沿着公路连片蔓延,因此依然具有一定的聚合度。

1993年底,国务院决定自199411日起改革原有的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实行之后,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普遍高涨,通过园区开发大规模招商引资,“土地财政”也日益成为政府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开发积极性与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发展以及大城市中心区工业企业外迁等活动相叠加,形成了一波生产空间扩散潮。工业用地向外围的扩散多依赖高速公路,或在原有的交通便捷地区寻找空隙发展,因此,新增的工业用地较过去更加零散破碎。由于“分税制”所造成的财权事权分离、区域间的再分配不公平、企业税负过重、社会保障功能弱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发展差距,导致这一时期主要的用地增长开始偏向大城市周边地区。

2002年起全面实施的国有土地招拍挂制度,再次激活了土地市场开发的热情。借助城市以基础设施铺设延伸为主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经济迅速兴起,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理念的指导下,积极推动土地拍卖与开发,有计划成规模的“圈地”行为日益兴盛,以各种名目划定开发的新城、新区不断涌现,也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居民生活空间的扩散,用地空间无论在地块面积还是在聚合度方面都有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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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珠三角新增建设用地斑块景观指数

注:LPILargest Patch Index):最大斑块指数,指最大拼块占整个景观面积的比例。

AIAggregation Index):聚合度,指群体内个体集中方式(分布方式)的程度。

尽管近年来土地政策不断收紧,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除部分特大城市中心区外,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扩张速度依然明显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根据“五普”、“六普”两个年份的人口与建设用地比值数据分析,2000-2010年用地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城镇化仍然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仅在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中心地区,由于用地增长受到限制,而人口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导致人口密度不断提升;此外,珠海机场、横琴、惠州稔平半岛等部分沿海地区的人口增长略快于用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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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00-2010年珠三角地区单位建设用地人口变化